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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年住村调研农村变迁,他说“保持村干部的半正规化很重要”

2018-02-20 23:55  来源:未知  编辑:admin  作者:admin

  

在每年150多篇来自学生、同事的返乡笔记中,武汉大学教授、“三农”问题专家贺雪峰捕捉到一条农村变化的曲线。这条原本平缓的曲线,在2000年突然变得陡峭。他觉得,农村的变化是“猛然间加快了速度”,“以至于相对于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,过去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”。

作为社会学家,贺雪峰是在乡村田野调查中体验、描绘,进而解释这种巨变的。过去20年,贺雪峰每年至少有两个月住在农家。他主持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已累计调研1000多个村庄,平均下来,每天有超过10个人在农村蹲点调研。事实上,正是深入的田野调查构筑了“华中乡土派”的底色。“田野的灵感、野性的思维、直白的文风”,当年由学者徐勇、吴毅、贺雪峰共同提出的原则,如今已形成极具辨识度的特色,体现在这一学派许多学者的专著中。

作为“华中乡土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贺雪峰对中国农村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有著述。学术报告之外,他也积攒了许多“一事一议”的随笔。去年出版的《治村》、《最后一公里村庄》就是他对中国农村的“软性观察”,前者聚焦中国村干部选举及工作机制,后者是对乡村文化的全景式勾勒。

一如其文章显现的强烈现实感与朴实气质,贺雪峰本人也是快人快语,一口浓重的湖北乡音,加上他直率、生动的语言风格,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,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思维逻辑。谈起这几年与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围绕“农村土地制度”的辩论,他直言:“人们对土地的误会太多了,很多人指望从土地里长出金条。问题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。”接着,他又开始叹气:“现在只要一提土地改革,大家就莫名其妙地亢奋。很奇怪!”

在学术界,贺雪峰也时常成为“少数派”,引发各种争论。他曾明确反对“农村土地私有化”,以至网上有人批他“无视农民的财产自主自由权利”。也有观察者称赞他是真正的“务实派”,“他更了解农民的现实,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”。

过去传宗接代是农民的宗教,现在为何而活成为问题

每年春节,贺雪峰都会给团队师生布置撰写“回乡记”的任务。寒假结束,他们还会办春节见闻报告会,交流回乡见闻。在这些交流中,他感到,那些小自己20岁的学生记忆中的童年与自己的童年没多大差别,他们共同的乡村记忆是在最近十多年里丢失的。

酝酿着这种“让观察者震撼的能量”的,是加速的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。在《最后一公里村庄》中,贺雪峰提到,直至20世纪90年代,七成中国人依然居住在农村。但2000年之后的15年里,城市化率上升了近20%,又有1/4的农村人口涌进了城市。

贺雪峰在三个维度上观察着巨变。首先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,农业税取消了,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村提取资源,反而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;其次是社会结构,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和亲族结构都改变了;最后是农民价值观的变化,“过去传宗接代是农民的宗教,现在为什么而活成了问题”。

所有这些问题并不处于平行空间,它们勾连在一起,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现实。许多问题需要走到社会历史幽微深处,折返回来,才能看清真相。比如,贺雪峰谈到,《治村》中的村干部选举,就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阶层分化有关,而产业又与土地政策有关,继而可以追溯到中国宪法、中国革命、世界的现代化进程。贺雪峰将这种探究路径比喻为“从A走到Z,再回到A”的过程。

“中国太大了,南方与北方不一样,东部与西部不一样。”为了不带先入之见地捕捉当地的生活质感,他和他的同事尽量长时间住在农民家,与他们同吃同住。“农村的信息不只是农民的话语,更是无数人家的家具、住房、饭菜,无数农民的穿戴、表情和眼神,是农村内在生活的逻辑,是农村所提供的全部见闻。”

撇开严肃的分析,贺雪峰也愿意谈谈他单纯作为“外地人”进入当地农村的感触。在《治村》中,他对上海的乡村治理赞赏有加,认为其规范有序是“做农村调研十多年所未见”。可他没写到书中的是,在上海与江浙地区一些村庄调研时,他们也没能如一贯坚持的那样住进农民的家,只能搬到村部、小旅馆或者农家乐。在他看来,这些最早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地区,人们会更看重私人空间,内外之别也更明显。

中西部地区农村显然更传统,更有人情味。只要是在农闲时候,农民就愿意留客人在家吃住,陪着他们聊天。“现代生活将每个人的时间都规划好了,陪一个外来访问者聊天是很麻烦的,中西部地区农民仍然比较传统,他们的时间安排依旧是季节性的。”

“所有的地方都在变化,而且相当剧烈。虽然步调不同,方向是一致的,那就是现代化。”可单就审美来说,他所向往的农村更像是中国传统文人构建的自在田园。在2006年出版的《乡村的前途》中,他写道:“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,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,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,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的休闲与情趣。”

对当年这种理想化的表述,贺雪峰如今的解释是:“乡村文化建设很重要。历史上中国农民可能是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空虚无聊,要让农民有生活的主体体验,让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感”。

种地的农民已经当不起村官了

从走上乡村治理研究之路开始,“村干部选举”一直是贺雪峰观察广袤农村的窥孔。

199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的贺雪峰,本想当一名乡镇干部,但因为“可能读书读多了,想要平等,不愿意受到行政约束”,最后决定转投学术。恰逢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正式颁布,贺雪峰以此为契机,到全国各地观察选举。

20多年过去,村干部选举的图景已经大不相同。对中西部农业型农村的青壮年来说,进城务工经商有更高的经济报酬,村干部的职位失去了对村庄精英的吸引力。“从前人们都居住在农村,村干部与农民一样种地,比一般农民多一份当村干部的报酬,所以村干部是很体面的工作。现在,只是种自家责任田的农民早就当不起村干部了”。

另一批人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。《治村》记录了他们的特征和作为。在浙江一些地方,居于舞台中心的是财大气粗的企业家;在鲁中地区,他们则是有“大房头”(即村里的大户人家)支持的富人;在苏州和上海的村庄,因为强大的财政支撑,村干部拿着很有吸引力的工资,工作也正规化、职业化了;在人口大量流出的中西部地区村庄,村干部越来越由可以在农村获得较高收入的“中农”担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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